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所代替，第二三产业的总产值和就业人口比重迅速上升，非农产业的结构高度化带来了职业结构的上向移动，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开始形成，城市化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等等。所有这些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把握和描述这个动态过程？如何解释引起这些变化的内在机制呢？

　　回答这两个问题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譬如经济学的或社会学的、定性的或计量的。本文则主要利用社会学中有关社会流动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职业流动的实态和机制进行计量性的实证研究，旨在说明代际职业流动的程度、特点以及地位实现的主要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对体制转轨、社会转型阶段的社会开放程度和机会均等程度做出分析。众所周知，关于社会流动研究的思想可上溯到索罗金（P.A.Sorokin）的《社会流动》，但把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相结合，并对其做定量分析则始于布劳和邓肯（Blau＆Dancan）的《美国的职业结构》。我国对社会分层研究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学艺、张厚义、张其仔、李强），基于布劳和邓肯的社会流动理论对我国的社会流动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差不多也始于80年代后期。林南利用在天津得到的调查资料所做的社会流动研究可称得上我国在这个领域研究的先驱。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实施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涉及全国6省市的4658户城镇居民和4723户农村居民，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对于我国的职业评价指标、代际流动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实现机制有了一个初步的把握。该研究所1995年又组织实施了《青年职业流动与人力资源开发》调查，对全国8个大中小城市的3800名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以特定的年龄段人群为对象，对代际和代内的职业流动、工作流动等做了实证分析，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新发现，并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了新的解释。

　　分析框架、数据

　　一般来说，社会流动至少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产业间劳动力转移；从农村向城镇的地区间人口转移；父子、母女代际间的职业变化；本人从事职业的变化。当然，这4个方面的社会流动不是彼此孤立的，往往会相互交叉，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本文主要分析代际和代内的职业流动。

　　在职业选择和迁居基本上自由化了的工业社会，为了得到更高的经济收入、享受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或进入更加满意的工作单位，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地在产业间、地区间或职业间进行流动。这是极其自然的合理性行为。通过这种社会流动，可以改变自身的收入水平或社会地位，或使两个方面都朝好的方向变化。

　　影响人们社会流动的因素很多。社会流动理论认为，个人的地位实现往往要受以下三方面要素的制约：即其父母的职业、教育水平和小时候的居住地区等家庭背景条件；本人接受的基础教育及其对将来的教育期待和职业期待等主观性因素；最初从事的职业内容和配偶的家族背景（如对方父母的职业等）。对一个人来说，"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及对教育、职业的期待→初始职业和择偶"在时间序列上形成了前后的因果关系。通过路径分析可以定量说明各要素对地位实现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所说的地位可以用收入水平（经济地位）或职业声望作为代理变量。在我国的研究中，社会地位的代理变量还包括权力。

　　家庭背景中列举的5个要素都是指被调查者本人15岁时的情况。一个人其父母的教育水平在他15岁时和被调查时点可能没有大的区别，但其父母的职业、家庭生活在所属社区中的相对水平却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同时，本人居住在乡村还是城镇往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们把本人学历作为接受基础教育的代理变量，但因为没有对被调查者接受教育和从事职业的期待做回忆性调查，故在此将其排出分析模型。

　　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我们在模型中导入了工作后努力情况对地位实现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个人的政治面貌（是否为党团员）和是否经历过工作流动。政治面貌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无须赘述，至于工作流动经历的意义，可能因流动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

　　今天，所谓的"跳槽"、"下海"等自主性的职业流动一般地会引起地位上升，而起因于"下岗"的职业流动是否能提高地位则难以判断；在计划经济时期，自主性的职业流动往往不大可能，而正常的工作调动多数会提高个人的地位。所以，我们把是否有过工作流动作为工作后努力情况的代理变量，并据以考察其对地位实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本文以天津市为分析对象，数据分析使用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单位1997年底对天津市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中的有关材料。该项调查的调查对象为1200户的户主或其配偶，其样本在6个市区按多层随机抽样法确定，具体地，在每个区随机抽取3个街道，每个街道随机抽取3个居委会，再从每个居委会中等距抽出67户。

　　本文所要分析的代际职业流动中的职业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的8大职业分类，另加退休人员一项。由于我们将调查对象限定在天津市区，所以，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在样本中所占比重极小。做统计分析时，根据需要，有时把"不便分类的劳动者"、"退休人员"和"农林牧渔业劳动者"排除在外。

　　利用地位实现模型，对影响收入水平和职业获致的要因进行解析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各变量做量化处理。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均来自问卷调查，前者由被访者自己申告，后者根据被访时的从业状况填写。关于职业地位的获致变量，因为没有一个信赖度较高的职业声望数量表，还不能够对所有的职业地位与自变量的关系做分析。本文将分别对"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团体、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这两种社会评价较高职业的获致要因进行解析。

　　代际职业流动

　　（一）代际职业流动的相对水平

　　代际职业流动通常要研究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职业变化，以及职业流动的方向。为此，需要计算出各种职业的流出率和流入率指标。流入率和流出率都是指在某一职业中，子女与父母未从事相同职业人数的比率。流入率是以子女从事该职业的人数为基数计算的；流出率则是以父母从事该职业的人数为基数计算的。流出率、流入率的高低可以反映各种职业的世袭或开放程度。

　　研究发现，在不同职业之间，父子、父女、母子和母女的职业流动程度差别很大，总的倾向是：工人的流动程度最低，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再依次是办事人员、单位负责人、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

　　在工人阶层中，较低的流动率可能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天津市的职业结构明显偏向工人阶层；二是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的"顶替"和"系统内或企业内招工"制度。据1982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天津城镇的在业人员中，工人所占比重分别达61.5％和51.5％。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的世袭程度较低（特别是女性），这似乎不太难以理解，因为在这两个需要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职业中，"顶替"和"系统内"的制度机制不能发挥作用。但是，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尤其是男性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的世袭程度非常之低有些出乎意料。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在观念上对包括商业、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轻视，以及相对劣化的工作环境和较低的经济收入，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职业结构变化，天津城镇在业人口中商业工作人员的比重从1982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0.5％。

　　（二）代际职业流动的方向

　　下面进一步考察父母一代与子女一代之间的职业流向，即分析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其子女在职业选择方面的倾向性特征。为此，我们将流动表中的流动率指标以调整后残差值来表示，并根据该数值的大小对职业的流向特征做分析。

　　研究发现在父子之间，除办事人员和商业工作人员以外，父子的同职倾向非常明显，如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的子女成为工人的可能性相对要小得多，而工人的子女要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也相对困难。在母女之间，单位负责人和商业工作人员的同职倾向较弱，其他职业则有较强的同职倾向。与父子之间的关系相同，以专业技术人员为母亲的女儿成为工人的可能性要比一般人小得多，但女性工人的女儿要想进入其他职业却比父子间的职业流动容易一些，尽管其可能性仍然较小。

　　社会地位获致的内在机制

　　（一）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表4是有关变量的相关系数。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这两个地位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指出其中的主要特征：①职业与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0，可以认为两者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但因为该系数的平方只有0.09，即这两个变量对彼此分散的解释能力仅有9％，所以，对这个结果只能解释为：在天津居民中，职业地位与经济收入之间虽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十分紧密。②职业地位与有关变量的相关关系如第1列所示。职业地位与年龄、性别和生活水平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与学历和政治面貌的关系较为紧密，同时，与父亲的职业地位也表现了较强的相关关系。

　　这告诉我们，在职业地位的实现过程中，男女之间似乎不存在明显的差别。③收入水平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如第2列所示。收入与年龄、15岁时的居住地区和生活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与性别、学历和政治面貌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关系；父母的学历、父亲的职业等变量与收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非常低。④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较强的有：本人学历与父亲学历0.36、与父亲职业0.24、与母亲学历0.31、与生活水平0.17，这表明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学历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父亲的学历与自身的职业，父亲的学历、母亲的学历与父亲的职业之间都表现了较强的相关关系，这反映了职业地位和学历都比较相似的个人之间相对地较容易组织为家庭。⑤本人的年龄与表示家庭背景的4个自变量和自身的学历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年龄越大的被调查者，其父母和本人的学历也越低，父母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的可能性也越小。年龄与政治面貌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另外，工作流动经历与其他变量之间几乎没有相关关系。在职业的选择自由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今天，这一结果应是很自然的。

　　（二）收入水平的要因解析

　　基于前述的分析框架，首先对收入水平的影响要素进行计量分析。本人的收入水平与各变量的关系以式（1）表示：

　　收入水平=A＋ΣBiXi＋u

　　其中，A 为常数项，Bi为偏回归系数，Xi为自变量，i 为本人的年龄、性别、父母的学历、父亲职业、居住地区、生活水平、本人学历、工作流动经历、政治面貌，u 为误差项。

　　利用式（1）分别对全体样本、男性和女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从全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除了父亲学历、母亲学历、15岁时的生活地区和生活水平对本人的收入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之外，其他变量都不同程度地对收入水平发生着影响。依据path系数的大小可以判断：在所有变量中，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最大，且学历越高，其正面影响的程度也急剧上升；其次是性别对收入的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收入要高出近110元；再次是政治面貌的作用，即具有党团员身分的人，其收入水平较无党派人士要高80元左右；年龄、父亲的职业地位及工作流动经历对收入水平的作用程度大致相同。在没有年功序列制的中国，工资水平不怎么受年龄影响这一事实得到了收入模型的验证；父亲的学历对本人收入没有直接影响，但却有可能通过对子女的教育间接地发挥作用。

　　分别以男性和女性为对象的回归结果表明，男性与女性的收入模型基本上大同小异，但也存在一些差别。例如，本人年龄、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母亲的学历对本人收入水平的重要性，男性明显大于女性；而本人的高学历、政治面貌和工作流动经历对收入的作用程度，女性则明显地大于男性。换言之，女性的收入水平在不同年龄段之间更为平等，也不怎么受家庭背景条件的影响，而男性在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同时，受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母亲的学历影响较大。但本人15岁时的居住地区和家庭的相对生活水平对收入没有发生显著影响。

　　（三）职业地位实现的要因解析

　　这里我们来分析职业地位的实现与家庭背景和个人努力情况的关系。我们想知道的是，要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或单位负责人，哪些要素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性别在职业地位的实现过程中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这个事实证明，在天津居民中，男女在职业地位的实现方面具有较大的公平性。父母学历等家庭背景对本人的职业地位获致没有直接的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不重要，其作用可能间接一些。

　　专业技术职业的获致过程中，本人的年龄、父亲的职业、本人15岁时的居住地区以及本人的教育水平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年龄每增加一个层次（年龄分6层），专业技术职业获致的概率是从事其他职业概率的1.247倍；专业技术人员或单位负责人的子女获致专业技术职业的可能性要大大高于其他职业工作者的子女从事该职业的可能性（概率比为2.572倍）；15岁时居住天津市的居民获致专业技术职业的概率只相当于非天津市出身者的0.528倍，换言之，在现在的天津居民中，非天津市出身者进入社会评价较高职业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当然，这种现象缘自教育，即外地人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再进入天津市的上层职业。教育在专业技术职业的获致过程中表现了极强的正面影响。与小学程度相比，高中程度的受教育者获致专业技术职业的概率为2.131倍，而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员获致该职业的概率要增加到9倍左右。

　　对不同年龄段的职业实现模型进行模拟的结果表明，以全体样本为对象的观察结果并不能适用所有的年龄段。在20-29岁年龄段中，惟有父亲的职业地位表现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这个年龄段的人80年代后进入工作岗位，由于他们大都接受了正规的教育，并且年龄偏小，教育效果还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在30-39岁的群体中，父亲的职业依然有着较大的影响，但大专以上的高学历在此开始表现出显著的正面作用。这个群体中的高学历者大多数为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毕业生，是当前专业技术领域的骨干力量，学历的作用在这个年龄段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是理所当然的。在40-49岁年龄段，父亲的职业地位对本人的职业获致没有表现出统计意义的显著性。这个群体15岁时的时期是1963-1972年，刚好与"文革"期重叠。在此年龄段，父代的职业地位与本人现在是否从事专业技术职业没有任何关系倒是意味深长的。在50-59岁的年龄段，本人的教育对地位获致也没有发生作用。

　　单位负责人这种具有权力象征的职业获致与年龄大小虽有一定的关系，但父亲的职业地位在此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统计意义，教育的作用也不是太显著。相比之下，本人的政治面貌十分重要，这符合我们的常识性判断。在全体样本中，党团员获致单位负责人的概率是无党派人士实现同样职业概率的近7倍，并且在30岁以上的群体中，党团员对获致单位负责人职业的重要性随年龄增大而上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40岁以上的群体中几乎未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青年层，高等教育对单位负责人的职业获致表现了非常强的正面影响。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天津居民中，政治身分与学历的作用在不同年龄层发挥着相当不同的作用，总的倾向是，随着年龄的降低，政治身分的作用在下降，而学历的作用在上升。

　　（四）本人的学历与家庭背景

　　在上面的收入模型和职业地位实现模型中，除父亲的职业地位对本人的地位实现有微弱的直接影响以外，其余的家庭背景变量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些要素对个人的地位实现无关紧要则未免过早。

　　可以明显地看出，父亲的教育程度对本人的教育水平有非常强的正面影响，其效果差不多是母亲教育程度对其影响的2倍左右。但在男女和不同年龄段之间，家庭背景条件的作用程度表现了较大的差异。从path系数的大小可以判断：父母教育程度对女性教育水平的影响力大大高于对男性的，并且15岁时的居住地区和相对生活水平对女性的教育水平也表现了较强的正面影响，即出身在天津市、家庭生活水平较高的女性，其教育水平也相对较高。而在男性群体中，15岁时的相对生活水平对本人的教育水平几乎不发生作用，天津市出身者反不如非天津市出身者的教育水平高。再从不同年龄段来看，39岁以下的群体与40岁以上的相比，其教育水平更加受父亲学历的影响，而母亲学历的影响程度要小得多，并且不表现年龄特征。其他变量则几乎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

　　研究发现，在天津居民的地位实现过程中，家庭背景中父母的学历要素与其他先行研究的结论一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接受教育较多的父母（特别是父亲）一般更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女性来说，如果出身在市区、并且家庭的相对生活水平也较高的话，则可以接受更多的教育。

　　结论和政策含义

　　依据上述分析，天津市职业流动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①按八大职业分类计算出的流出率和流入率在不同职业之间表现了较大的差异，但因为各种职业的性质不同，以及其在全部职业中的比重发生了变化，各职业开放度的变化大小和变化方向均表现了不同的特征；②代际职业流动过程中，大多数职业存在着父子或母女的同职倾向。但在职业声望距离较远的职业之间（如单位负责人与工人），职业流动的可能性却要小得多。这暗示了家庭背景对个人的地位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流动的最终结果往往表现在收入水平或职业地位的变化。基于收入决定模型和地位实现模型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导出如下主要结论：①在年功序列不十分重要的工资制度下，年龄对收入的影响较小，但性别是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影响要素，其作用程度在收入模型中仅次于教育。由此可以认为，在今天的天津居民中，"半边天"在收入方面的意义已发生了变化。家庭背景对个人收入水平的影响极小，而本人的后天性因素，特别是教育的作用十分重大。②在职业地位的获致过程中，性别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可以与男性一样获致专业技术职业或单位负责人。③为了获致专业技术职业，政治面貌几乎没有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教育程度。而要想获致单位负责人之职，就总体而言，教育水平如何并不重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本人的政治面貌；但在不同的年龄段，教育水平和政治面貌的作用明显不同，在中青年层教育显得更重要，而40岁以上年龄层则政治显得更重要；④家庭背景因素对职业地位的获致大多不发生直接的影响，个人的后天性因素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⑤但这并不排除家庭条件间接影响地位实现的可能性。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的学历对本人的教育水平有着极强的正面影响；对女性来说，居住地区和家庭生活条件也有较强的影响。

　　以上是天津居民社会流动分析的主要结论，其政策含义可以概述如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但是否可以认为这个过程比较开放？其对每个人都是机会均等的？从个人的后天性因素在地位获致过程中的重要性来看，似乎不可以否定上述两个命题。但通过进一步考察，作为地位实现的最重要媒介——学历的形成条件，便可以发现，个人接受教育在较大程度上受家庭条件，特别是父母的学历的影响。所以，要真正实现机会均等，就必须保证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基础教育，并能比较容易地接受高等教育。

　　没有教育机会的相对平等，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对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来说，其政策含义更大。

　　（《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原文约20000字，图表略）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